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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之光》解说词

    2004-11-07 10:04:00   来源:   作者:  点击:


       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日出入行》,歌颂东方升起的太阳,诗曰: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东岳泰山,气势磅礴。
       站在泰山之巅观日出,人们方能领略李白那“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拥有那种与太阳同在、拥抱光明的一腔豪情,才能感悟东方之光的巨大魅力。
       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太阳推动四时运转,万物更新,太阳就是创新的动力、生命的象征。
       人们崇拜东方升起的太阳,更珍视心中理性的光辉。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民,心中托起一轮理论创新的太阳,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
       这是不落的太阳。
       这是灿烂的东方之光。
       第一集 历史之门
       这里是科学测定的中国大地原点,是中国大陆的中心。
       黄土高岗,苍郁沉雄,似乎是太阳原色所浸染;滔滔黄河,溢火流金,仿佛是太阳奔涌不息的血液。
       这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心。
       2000年6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总书记深情凝望三秦大地,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仿佛找到了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是啊,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的动力,是政党生命的源泉;唯有创新,才能开启民族智慧,才能拥有人类文明,才能打开历史之门。
       黄河,因流域生态的恶化,也因千百年过度开发,时有断流之虞。1960年12月10日,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1972年后,下游断流频繁;1998年,黄河上游也发生断流——对中国人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警示:我们不能让自然之河枯竭,不能让母亲河干涸。
       对中华民族来说,更不能让民族思想之河淤塞!
       让我们循着母亲河追溯中华民族思想的史迹。
       商代都城安阳附近的羑里,是商纣王拘押周文王的地方。
       这个周文王,不仅因为尊重知识分子,重用姜子牙而名传天下,而且因为思维创新,推演《周易》而留名千古。
       《周易》的这个太极图,是人类所能描绘的最神妙的图画。
       它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黑白两极判然有别而又浑然一体,它们此消彼长,相互交感,相互依存地运动着,变化着,以至无穷。根据这个原则,事物在变化、发展、更新时就如日中天,前程似锦;反之则停滞、守旧、落寞,日薄西山。
       这幅神妙的图形,生动地表达了自然界和社会存在的本质,表达了创新思维的本质。这说明,远在公元前12世纪,我们的先人对辩证法的核心就有了感悟,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个富于智慧和创新思维的民族,一个握有历史命脉的民族!
       一个如日之巡天、拥有光明前途的民族。
       《周易》的创新思维,是用太极图表达出来的,也是用卦爻、彖、象、系辞表达出来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的创新思维,启发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中华大地上引发了创新思维的大爆炸。那真是一个思想的天空群星璀璨、汉河辉煌的景象啊!儒家、法家、道家、刑家、名家……各家比肩接踵;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各学派蜂起争鸣,如千川汇合,浪潮激荡,似百舸争流,浪遏飞舟,将一切腐朽抛在了后头。
       《左传》记载:在“法”与“礼”的斗争中,主张“法治”的政治理论家决意用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刑律来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郑国子产首先实行了改革,公布了成文法,并将刑法条文铸在了铜鼎上——从太极图到铸刑鼎,勇猛精进的创新思维便铸就了自己牢固的形象。
       秦始皇正是凭借着创新理论的力量摧枯拉朽,因势利导,并灭诸国,扫平六合,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
       春秋战国时代创新思维的热潮,极大地充实了中华思想宝库,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准备了精神条件,为创造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
       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受到这幅太极图的启示,从《周易》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种二进制原理,在20世纪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西方科学家站在中国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以此为支点,轻轻一撬,地球滚动了,信息时代到来了。
       然而,正像这幅神秘图形所演绎的一样,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总是与守旧的思维相对立而存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董仲舒之说,将孔子神化,窒息了创新思维的发展。正如鲁迅后来说的:“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这似乎是两千年来一场永不谢幕的木偶戏。
       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在政治主张上却是保守的,这种“二重性”原不足怪,他反对“僭越”,主张“复礼”,认为一切都由“天子”出发,才能“正名”。在他死后四百年被后世帝王推崇为“圣人”,也不足怪,封建帝王总是最早收起他们使用过的、成全了他们帝王基业的思想利器。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二百年,中国封建社会迅速走向衰朽。其时,一个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天朝,已经拒绝了任何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的发展。当“盛世”的幻境将五色土的光彩投射到宫闱之上,当丹墀上祭天的袅袅青烟融入苍茫的皇天之中,在世界的另一极,在西方,发生了什么呢?
       16世纪中叶,波兰人哥白尼创立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这一惊天动地的创新学说震撼了宗教神学的大厦,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的时代由此到来。
       继后,他的学说的继承者,意大利人布鲁诺发表了《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一文,否定了“上帝”的存在。1600年2月,他被天主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的笛卡儿,据说,他从一只苍蝇在天花板上爬动,发现了点、线、面的关系,进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将“运动”和“辩证法”导入数学领域。
       再后是天才的牛顿,他从一只苹果的坠落,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西方正用科学实验的利器拼命地剥离着神学坚硬的外壳,让科学的阳光照射进来,将中世纪的黑暗一扫而空;而他们用生命,用鲜血浸染的鲜花,在思想的广场上,极大地丰富着人类的“故事”。
       中国,此时的中国还有什么呢?有与埃及法老墓和金字塔相媲美的明代皇陵;有沿着一条中轴线展开的世界上最大的紫禁城;有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祭天神坛;有状似沉思的“宣德香炉”,精美无比的“成化斗彩”;有康熙、雍正、乾隆沉迷的无数官窑瓷器。大清皇帝甚至不惜重金搜集古老散碎的“汝窑”瓷片,仅仅为那蓝色的釉面有着天空一样纯清澄净的迷人色彩——啊,中国的创新思维和智慧似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小巧,越来越成为帝王的把玩之物。
       自然,中国还有千古一律的“科举制度”,如同复制金銮殿上的云雷纹一样,复制着这个帝国顺从的臣子:无论士农工商,立论,言必称三代;著文,开篇必是子曰诗云;行事,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全新的世界面前,中国势若累卵,一有风吹草动,就要破碎,就要瓦解!
       当东方的天朝帝国昏梦沉沉时,西方,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工业革命发生了。
       大清王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成了人家刀俎上的肥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鸦片,是西方窒息中国创新思维的一副毒剂。而这时,与世界隔绝的中国甚至不知道如何来对付这种亡国丧权的局面。奉命禁烟的林则徐甚至以为可以凭“天朝声威”,“慑服夷人”,他断言一旦中国不给西方“茶叶大黄”,外夷因中国的“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然而,林则徐毕竟不是道光皇帝,这位热血充沛的爱国者终于惊醒,他痛悔“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于是,便开始了解西方的技术、产业成就和创新理论。他派人“翻译西书”,甚至不放过西方的报纸新闻,他积累材料,编成《四洲志》,并由魏源编制《海国图志》,详述西方各国历史、政治及改革等状况。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而日本得到了林则徐创新思维的遗产,包括那部《海国图志》,成为激发日本朝野“明治维新”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
       接下来,便是日本要动手了。
       甲午海战前夕,日本舰队司令伊东在给他的同学和朋友、中国北洋海军司令丁汝昌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你也知道日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就只能灭亡。”
       这可谓是一份十分别致的“战书”——敌手将结论和方法都告诉了中国人:这就是创新,日本人甚至认为“制度创新”是唯一的“生存方式”!而中国的统治者呢?不明白,也不愿明白。
       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海战终于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在刘公岛提督府上以死言志。这是中国志士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壮举吗?苦难深重的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两万万两。
       戊戌变法,康、梁等人希望光绪皇帝的龙袍下能焐出一只金凤凰。自然,这样的空梦注定要被黑暗的现实击碎。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能把皇帝赶下龙廷,但不能改变军阀争战的混乱局面。
       外有列强侵割,内有灾祸频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还有希望吗?
       《求是》大院的这株百年古树,根深叶茂,直上云天。它沉默地见证了一个伟大的运动。1919年5月4日,一大群爱国青年就是在这棵大树下集结,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走上北京街头。
       这棵大树的前头,是一栋古旧的红楼。那饱经沧桑的墙面,犹如一本大书的封面。上个世纪初,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曾在这里讨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由此推动了旨在传播这一新文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像闪电穿云,惊雷动地,震活了中华民族神妙的创新思维,结出了两个伟大的成果:
       一是中国人民找到了具有特别创新品格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具有彻底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的创新精神打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之门。
       第二集 创新之路
       宇宙是广阔无垠的,地球只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一个小小的暗淡蓝点,但她是人类唯一的家园。
       人类在这个家园中生活了200万年,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尚不到一万年。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会做梦,都会有梦想。一万年来,从穴居荒野到遨游太空,人类一步一步把梦想变成现实。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先人就憧憬和描述过这样一个梦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梦想大同世界的思想家,东方有,西方也有。
       19世纪初,欧洲产生了三位宣扬大同理想的杰出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1800年,欧文把自己的工厂当作理想的实验区,他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修建工人住宅,开设杂货铺,低价供应工人生活必需品,改善工人食堂和医院,设立互助储备金,发放抚恤金,创办幼儿园。他还去了美国,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名为“新和谐”的共产主义新村……一切都是“新”的,他幻想这一理想的社会模式会从他的实验区里走出去,像鲜花开遍欧美大陆。结果,他还是失败了。穷途末路的欧文只得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他甚至将自己的“计划”呈献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和法兰西国王。但欧文忘记了,此时的欧洲宫廷音乐正演奏着柔和的天堂之声。一个关于贫困工人的故事对皇族显贵们来说,无疑是太沉重也太刺耳了。结果,他再次失败了。
       在美丽幻想失败的地方,往往长出科学理论的长青树。几十年后,空想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了。正如列宁所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这个“新的世界观”就是“在欧洲徘徊”的被“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的共产主义“幽灵”。
       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翻译者是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先生。此时在北京的青年毛泽东,得到了这本小册子,便在故宫附近的福佑寺里潜心研读,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深情地回忆说:“从此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50多年来,《共产党宣言》被译成20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传播,推动国际共产主义潮流奔腾向前。
       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而这一事实又是那样的重要: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88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中,十分透彻地阐述了“科学世界观”必须与时俱进的道理,他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他们所创造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或“永恒真理”。恰恰相反,因为“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那么,随着历史的推进,她就应当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完全不同的内容”——换句话说,不创新,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但要认识这一点,又是那样的不容易。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胜利,但正像《宣言》里预见的那样,历史造成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帝国主义链条将在最薄弱的环节断裂。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
       这是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得出的结论。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并就近指导革命,列宁秘密回到俄国,住在拉兹利夫附近的湖边,在一个简陋的草棚里,写下了十月革命的奠基之作——《国家与革命》。
       1917年11月7日清晨,起义的水兵和工人登上了阿芙乐尔战舰,驶向彼得堡。
       水兵与工人挤满了甲板,拥挤得连挪动几步都是那样的困难,但他们的心中却装着一个坚定的信念。
       巨大的舰炮对准了资产阶级政府最后的堡垒——冬宫。
       炮声响了,大约20万工人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参加了这次起义。列宁在起义者的欢呼声中走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台,宣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列宁巧妙地利用了历史提供的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十月革命胜利了,列宁的创新思想和理论胜利了。
       1924年1月21日,列宁不幸早逝。斯大林接过了领导苏维埃国家的重担。
       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建设,斯大林也是一个探索者。
       第比利斯,群山环抱,林木葱茏,景色宜人,这是斯大林的家乡。
       这位出身贫寒,皮肤黝黑的革命者,领导苏联人民走出了一条强国之道。仅用了20年时间,就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雄视欧洲和世界的工业大国,成为战胜法西斯的中坚力量。
       丘吉尔怀着复杂的心情这样评价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拥有了核武器。”
       打开历史之门,推动社会前进,需要科学与智慧,需要创新精神。
       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是怎样进行中国革命。
       答案几乎是现成的: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那样的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
       但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南昌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所有的城市起义都失败了。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从珠江黄埔,汉口码头,到九江水湾,再到长江出海口,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南部中国。
       毛泽东独辟蹊径,提出了崭新的革命理论。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打出了红色政权一片天。
       这是湖南湘江边一条山间小路,山花烂漫,绿树掩映,它普普通通,同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条通往乡村的小路没有两样。但正是在这样的小路上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之路。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整整32天里,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豪迈而稳健的步伐,走在这样的小路上。为了回答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指责,他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对农民运动“十四件大事”的调查,至今是每一个党的工作者学习的范本。从此,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它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创新思维、创新理论的路径和方法。
       创新的道路是曲折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党内那些教条主义者在城里站不住脚,纷纷进入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闻不惯毛泽东身上那股土气,处处否定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曾经四次罢了他的官。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数十万红军将士和共产党员牺牲,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走上漫漫长征之路。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80号,高墙重门之内,是一幢青砖灰瓦的两层楼房。这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私邸。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军事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942年,在这里,在中国大西北,在沟壑纵横的梁峁上,在黄河东流的倒影里,延安宝塔山,成为中国革命崭新的指针。毛泽东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他迫切地感到担当着民族救亡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要握有创新思维、创新理论的利器,就必须从党风、学风入手,来清理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要把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办成一所大学校。他讲《实践论》、《矛盾论》,讲“实事求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思维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坚实的哲学平台。
       “实事求是”这个美妙的词语是汉代史学家班固发明的,本意是指做学问、办事情的严谨态度。毛泽东推陈出新,把它变成一个意义重大的哲学命题,为人们打开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新之路。
       国不创新,国将亡丧,尤其是像旧中国这样处在落后挨打困境的国家。
       党不创新,党无希望,尤其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政党。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如同新中国在东方的诞生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本身也是一个奇迹。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创造了新的奇迹。
       但这“奇迹”险些就不能发生。
       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四人帮”彻底覆灭,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起大落,惊心动魄。
       这里是南昌郊外的一座小镇,落难的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不寻常的岁月,在这些青竹掩映的小道上,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在思考着什么呢?
       正如恩格斯断言:锻炼创新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历史的演义竟然这样精彩。谁能预言,江西——这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又走出了邓小平——领导二次长征的伟人,而这更是一次创新思维、创新理论的新长征!
       没有枪声,却充满了激烈的辩论;
       每一个“理论”的险关和可能的失误,都足以葬送中国。
       如果都按“既定”的一切走,何来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的希望在于一种崭新的思维和理论。
       邓小平说话了。
       他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华大地上就兴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就重新走上“实事求是”这一探索真理的道路。
       他说,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华大地即刻东风化雨,春潮涌动。
       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经济几年就上一个大台阶,这奇迹令世界惊异。
       他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人就抓住历史机遇,赶上了全球知识经济的迅猛浪潮。
       他说,统一祖国要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就先后回到祖国的怀抱。
       邓小平表达伟大的创新思想往往只用几个字。
       邓小平的话语是那样的简明易懂,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在他们安身立命的土地上,演绎出无数个精彩和奇异。这些话语迅速地流行到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创新思维像太阳普照大地,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邓小平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在他的身后,是正在走向富裕的十三亿各族人民,是正在崛起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走完了他的创新之路,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界难题的伟人。
       邓小平将永载史册。
    第三集 变革之机
       故事往往发生在春天,如同每一株春天的苗木都将演绎自己多彩的生命。
       194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新中国的曙光已经透过吐露叶芽的枣树,将希望之光撒播在这片贫瘠的山岗上。
       毛泽东说,我们这次是进京“赶考”,退回去就算失败,我们决不学李自成。
       毛泽东的话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共产党要从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了,她会不会像李自成起义那样“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毛泽东胸有成竹。就在3月5日,他刚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为一个执政党描画了未来的思想路线。他说,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和开展经济、文化斗争。他又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1页)“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他是这样来描述新中国未来经济形态的。他甚至预言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同上,第1433页)
       这就是毛泽东准备的答卷。
       这份答卷是清醒的,明白的。
       可惜过了整整29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份关于“全党必须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答卷才最终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历史。
       交出这份答卷的是邓小平。
       而此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经历“文革”劫难,几近崩溃。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一列专列离开冰雪初融的北国,缓缓驶向春意盎然的南疆。
       车上有一位老人,纵论天下大事,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几句话,胜过几大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一下子解决了世纪之争的大问题,打开了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2000年,还是一个春天。
       在广东高州,毛泽东关于“赶考”的话题,邓小平最后的答卷,无时不在总书记脑海中翻腾。
       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不可谓不强大,但在执政75年之后顷刻瓦解,四分五裂。
       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可称百年大党。1949年被赶下大海,2000年,又在台湾岛上丧失了执政地位。
       一个执政党的强弱兴衰,上台下台,这本是政党社会的寻常事,但中国共产党却不同。历史已经作了这样的定位:共产党强则社会主义兴,中华民族兴;共产党弱则中华民族衰,社会主义亡。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总书记远思千古兴衰之变,近察九州世道民情,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科学答案。
      “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论“三个代表”》第2页)
       “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三个代表”是一个创新的建党学说,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解决13亿人的吃穿住行用问题,是天大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没有碰到的问题。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满足13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否则,共产党就没有执政的基础。
       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效法苏联,希望通过计划经济,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成绩很大,但弊病也不少,并且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们曾经实行“大跃进”,祈望依靠群众运动和主观意志达到生产力的大发展,结果是事与愿违,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以生命为代价定下了这张“生死文书”,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信号。
       凤阳的农民,在历史上曾经帮助朱元璋缔造过一个大明帝国,但从未推翻压在自己头上贫困的大山。
       凤阳还有一绝,就是声闻千载的凤阳花鼓,不曾有人料到,这鼓点,敲出了中国农民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节奏。
       邓小平说:“要发达起来,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
       他给中国人设计了一个看似伸手可及,不高也不低的目标——“小康”。一时间,这两个字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口碑”,成了中国大地上最有活力的希望“种子”。
       还是那些地,还是那些人,昂首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农民,却纷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这“神话”变成现实,几乎在“一夜之间”。
       到20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体制,各个国家会有很多不同,但本质上只有两种类型,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邓小平天才地发现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江泽民果断地提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是西方国家发明的。
       计划经济是前苏联发明的。
       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发明的。
       这也许是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制度创新往往比物质基础更重要,能激发每个社会成员个人潜能的制度创新,可以大大加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中国人可以自豪地宣称这是“我们的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初创时期,但她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大啊!她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她顶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9·11”事件后,世界经济普遍下滑,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
       中国仅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打造了自己强大的经济巨舰,并使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一位科学家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中国找到了这个支点!
       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论科学技术》第55页)
       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发表了《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第一次向全球发出了“知识经济”未来趋势的信号。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公开演说中采用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
       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自主创新”和“知识经济”这两个概念组合,对中国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18世纪末爆发的工业革命中,我们失去了历史变革的契机,付出了丧权辱国的代价,国人没齿难忘!而今,“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这是真正的“百年机遇”!中国将举手欢迎,中国举起的双手是不是该攥成一个拳头?
       我们依旧落后。
       在世界上每年发表的重要科学论文中,中国只占百分之一,重要科学论文的被引用率,中国只占万分之一。
       美国硅谷占地不过7500平方公里,2000年的产值是5000亿美元,足足是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而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总额仅相当于世界500强前三名之和的80%!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地把握着、推动着、体现着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创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而经济学范畴内的“创新”成为一种理论,则是20世纪的事情。
       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第一个从经济学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在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这些要素之外,他特别提到了“原材料控制”和“产业组织”的重组。
       怎样通过资源和产业重组,在中华大地上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中国共产党人胸中已有一盘大棋。
       为了带动祖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实施让东部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大战略;
       为了给东部地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
       女娲补天裂,刑天舞干戚……中国古代创造了多少超越自然力的神话故事,而今,这些正在变为现实。
       这是巨大的资源重组,包括知识信息资源的重组和配置。
       这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中寻求巨大支点的精巧战略。
       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的飞天神女是美丽的,但是共产党人的反弹琵琶更加惊天动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今的西部,还是那番旧日景象吗?
       两千多年前,“孔子西行不到秦”,古代“圣人”的眼光和胸襟未免太狭小了。
       今天的共产党人,从总书记到普通党员,都全身心关注西部大开发,推动西部大开发。
       这是中国发展思路的大创新。
       这是中华民族开发史上的大创举。
       这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之基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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